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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北京地理:12个坐标与一生血脉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06-07

  2019年正值我国文学巨匠老舍诞辰120周年,新京报文娱部联合我们视频共同推出大型专题《老舍北京地理》,通过十二个典型坐标,详述伟大的老舍与伟大的北京城之间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关系,来纪念这位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人民艺术家”。

  2006年,北京市高考作文题目是“北京的符号”,写作提示是:“许多城市都有能代表其文化特征并具有传承价值的事物,这些事物可以称作该城市的符号。故宫、四合院是北京的符号,天桥的杂耍、胡同小贩的吆喝是北京的符号,琉璃厂的书画、老舍的作品是北京的符号,王府井商业街、中关村科技园是北京的符号……”结果,过半数考生选择的题目都是“ 北京的符号——老舍”,并且,那年作文获最高分的,也是写的老舍。

  把老舍当作最具代表性的北京文化符号,或者说他就是一张非常醒目的北京文化名片,是恰当的。老舍与北京,是无法剥离的二元互构。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图为老舍1954年在丹柿小院的留影。

  老舍家族在他出生之前十几代,就早已隶属于满洲八旗之一的正红旗下。因为尚没有任何资料证实他们这一家族在清朝定鼎北京之后有过怎样的调动迁徙,所以,只能假定他们是自17世纪“从龙入关”后,始终归属在京城里的正红旗麾下。老舍出生的时候,已是清代末年。他的家住在京师内城西北部的小羊圈胡同。老舍的父亲永寿是当时京师正红旗下的护军士兵,小羊圈胡同距离由正红旗所分工驻守的西直门,也就只有三五里地。由于长期固守,一代又一代的满洲人,越来越分明地将北京认作了自己的家乡,他们已然成了北京城里地道的“土著”。老舍一家人也不例外。

  可是,当我们去查阅清代京城的八旗区划地图,又会多少有点儿意外:老舍家居住的小羊圈胡同,偏偏已经脱离了正红旗的居住区域,它已经属于正黄旗的范围。由此可以想见,老舍的父亲永寿或者是他的前辈,也有过因故做短距离搬迁的经历。好在,他家并没有走远,也不可能走远。小羊圈胡同南面的护国寺街以南,以及出了这条胡同西口的西四北大街以西,都是正红旗的地盘。也就是说,从他们家向南或者向西,都只要经过几十米,便可以进入正红旗原先的居住地。关切这一居住地点的人们,在释去上述那点小小的意外之后,会随后接触到感兴趣的另一点,就是:正黄旗,乃是老舍的母亲——舒马氏娘家所隶属的那个旗。

  我觉得,对这个坐标点的捕捉和观察,大概包含两点意义。第一点,是具有象征意味的。日后的老舍,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主要是姓氏与血脉,还有他那为国尽忠的精神,这很重要。而老舍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却不但有血脉,更包括着一生用之不竭的性情和品质,以及绝不轻易改变的做人方式,这想必更为重要。第二点,应当说是可以在老舍毕生的多种成就中不难得到印证的,即他的呼吸、他的经历、他的气质、他的感情…… 都是从这里开始生成、放射与升华的,在这里,深扎着他的人生之根、人文之本。

  老舍之子舒乙发现:“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应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里。”而这个发现,支持着的,应当是如下的一种深入思考:这片作家一生写也写不倦的老城西北角,刚好相当于是清末(也即老舍儿时)的正红旗驻地和正黄旗驻地。

  清代的八旗制度对旗人们的命运和行动是有严格限制的,他们不仅一生一世要被束缚在当兵吃饷的人生轨道上,而且连日常居住和出行的自由也被剥夺了。他们只可以居住在本旗驻防地域之内,即使是因贫困等原因要典出原来的住所,也不许可离开本旗驻地太远;至于每日里的外出也只是允许按规定的路线上岗下岗,没有获得准许,假如擅离本旗驻防地超出40 华里,便会以“逃旗”罪名,受到严厉制裁:妻小财产要充公,本人要被流放到边疆做苦役。老舍成为作家的时候,清朝已经灭亡,八旗制度也早已废止。没有谁再来约束他的写作范畴必须如何。然而,我们却意外发现,早年间对旗人世世代代产生控制作用的旧制度,此时,竟对清朝解体后若干年才问世的老舍作品,产生着某种潜在的精神制约。

  老舍与北京城的不解情缘,还由于他有着一位因保卫这座城池而壮烈捐躯的旗兵父亲永寿。永寿在八旗军队中的身份,用满语讲叫作“巴亚喇”,用汉语说就是“护军”。清代的护军,是“拱卫京师”禁旅部队诸兵种中的一支,它的任务,是专事负责保卫京师的安宁。虽然到了清代中晚期,官场上的腐败风气日盛,但直至清末,在八旗下层官兵的心间,旧日形成的为爱国护民而不惜奉献一切的精神依然牢固。迟至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及其之后几十年间,在当时的京师八旗营房,贫穷尚武的旗籍士兵们,在家徒四壁的情况下,还是要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自购兵器战马,他们嘴上常常挂着的口头禅,还是那么一句掷地有声的硬话:“旗兵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用的家伙和浑身的疙瘩肉!”

  旗人的忠勇,并没有被贫苦困顿折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即庚子年,为反抗八国联军的入侵,八旗军人奋起反抗,老舍的父亲永寿就是在这一战斗中尽忠殉国的。

  老舍心理上有浓重的恋京情结。他1936年写于山东青岛的《想北平》,文章不长,拢共不到2000字,表达出来的情感,真挚、深沉程度,却是异乎寻常的。作者不是泛泛历数北平(北京)历史文化或者风光习俗的诸多可供思怀之处,从一落笔,便向属于几乎是私密式的情感深井中开凿:

  ……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作一件事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青蜓一直到我梦里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个小的事件里有一个我,我的每一思念里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

  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是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来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里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说而说不出”,是老舍要书写自己与北平之间那份特殊情感时,一再使用的说法。民族与血脉交互的记忆,让老舍一提起北平(北京),便本能地产生出子规泣血样的心理冲动。作家心底里深积着的这份难以言明的情感,正是他启动许多创作活动的最初燃点。

  老舍是一位著作等身的高产作家,一生中发表的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杂文以及文艺理论作品,数不胜数。不过,当熟悉他的读者如数家珍般地去列举他最为脍炙人口的经典创作,差不多都会举出以下八部:《离婚》《骆驼祥子》《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是北京(北平)题材。更让人们感慨的是,这八部作品当中,除了后三部是他年过半百之后在北京完成,前五部竟然都是之前的他在北京以外的城市写出来的。

  人们还会记得,在老舍的诸多叙事作品中,借人物思想表达这种满人恋京情结的,不胜枚举。《骆驼祥子》里的祥子,本来只是一个来自“乡间”(有可能是清代八旗兵驻防在京郊之“外三营”的青年),却那样执著地把古城北平当成“他的唯一的朋友”,一度被抓到远郊去,仍“渴想”着这座“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的故都,认定“全个城都是他的家”。以致“他不能走,他愿死在这儿。”

  作家老舍最擅长写的是旧北京的下层市民生活。这也和他的满族出身直接相关。随着清朝的覆灭,北京城的下层旗人失去了“铁杆庄稼”,又一时难以学到较多的谋生手段,为饥寒逼迫,大批涌入城市贫民的生活行列。他们当中,洋车夫、巡警、艺人、工匠、小商贩,都大有人在,就是百般无奈沦落风尘成了妓女的,也相当多。青少年时代的老舍,贫寒至极,与这些苦同胞们在命运上休戚与共;成了作家以后,他一往情深地关注着这群苦同胞的遭遇。于是,这类含有北京城满族血统的生活原型,络绎不绝地被作家引进了他那些不朽的作品中。

  老舍晚年,他位于北京胡同中的“丹柿小院”,有时会出现一些奇特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个小孩。一见到老舍先生,他们就照旗人的规矩,打千作揖行礼,一边还大声吆喝道:‘ 给大哥请安!’老舍先生忙把他们扶起:‘别……别这样!现如今不兴这一套了。快坐下,咱哥俩好好聊聊。’”事后,老舍向遇上了这般场景的朋友解释:“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有给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也有当过‘臭脚巡’(旧社会的巡警)的。你读过我的《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方珍珠》吗?他们就是作品中的模特儿啊!”

  老舍自幼生活在北京的满族社区,从他的精神世界到他的艺术根基,不可避免地被打下了种种京城旗人文化的烙印。虽然他家和许多旗人家庭一样,穷困潦倒。但是,境况的贫苦和市井文化的“阔绰”,却是这样一类京城下层旗人们的生活真实。生计上艰难的家庭,艺术上富有的民族——是老舍出身其间的相悖相辅的社会环境。日后成了大作家的老舍,从他早年间耳濡目染的民族文化习养里面,获益匪浅。

  北京话是老舍生来便享有的一笔文化财富。满族人自清初定都北京起近300年间,先是基本放弃了满语,随即对京城流行的汉语,进行了极具耐心和极大程度的改造,“京腔京韵”是经过了一代代视语言为艺术的满人们的把玩、锤炼,才变成了后来这么清爽悦耳、富有表现力的。青少年时代的老舍,对“京腔京韵”跟旗人社区的特殊关系颇有感受。得力于这样的语言熏陶,加上后天的努力切磋,老舍成了现代作家中运用北京大白话写作的一代宗师。他能在创作中运斤如风地驱遣调动北京话,将北京话的内在美感精到地捕捉住,再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

  胡适过:“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周作人也曾指出:“中国用白话写小说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由言文一致渐进而为纯净的语体,在清朝后半成功的两部大作可为代表,即《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现代小说的意思尽管翻新,用语有可凭藉,仍向着这一路进行,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

  老舍的创作风格之一,是“笑中有泪,泪中有笑”。他的代表作悲剧居多,可这些悲剧又往往以独创的幽默特色著称。用幽默笔法写悲剧,是老舍的专长。老舍的这一风格,也源起于满民族的历史悲剧以及北京旗人们的精神气质。清末,长久被框于生活里的旗人们,痛苦郁闷,为了稍获解脱而不能不着意练就愁里寻欢、苦中作乐的本事,他们在压抑的社会阴影里乐天知命,戏谑调侃;到了民国初年,他们的社会地位又下滑了一大截,本已很有艺术感觉的下层满人们,更是得在插科打诨间,讨得暂时而且可怜的心理快慰。

  久而久之,满族普遍养成了夹杂着几分玩世不恭的幽默天性,而这一点尤以京城旗人为甚。老舍就是在这种融汇着复杂生活情调的现实中泡大的,也被浓重地染上了倾向幽默的思维习性。这种习性,从一开始,就自然地被注入他的创作活动中,后来这条路越走越宽,从而达到了悲剧主题的严肃性与艺术风格的幽默感,二者的水乳整合。可以说,老舍式的幽默格调,也出于作家对京城满族文化的包容和提升。

  位于北京新街口南大街路东的小杨家胡同8号,是老舍降生的地方,也是他在北京这个城市最早留下足迹的地方。现今的小杨家胡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名为小羊圈胡同,当时的门牌是5号。

  当初他的父亲永寿在壮年时,从一次家族内讧中愤而出走,携一家老幼北上辗转选择这里落户。其实,此处已经不完全属于正红旗的范围,而是进入了正黄旗的辖区当中,也就是老舍母亲所隶属的旗籍。不过好在离开正红旗的距离并不太远,好在他搬家的时候朝廷严格限制八旗兵丁居住范围的禁令已经松动。

  老舍是全家最小的一个孩子。他上面还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出生时大姐二姐已经出嫁。住在家里的除了父母、姑姑还有大哥和三姐。一岁半,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父亲战死。他还在床上熟睡的时候,街门被一群野蛮的意大利士兵撞开,全家遭了洗劫。若不是混乱中一只大木箱倒扣在身上,这个新生儿或许也会命丧屠刀之下。他的幼年与童年都与这个小院紧紧联系在一起。从最初得到母亲做活时扯下一小块棉花当做玩具,到后来主动帮助妈妈和姐姐分担家务。在这里,他亲历了大哥结婚离家和三姐出嫁,又经历过姑姑去世,自己跟随刘大叔去上学。最后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个人了。

  多年以后,当他的职业作家第一炮的《骆驼祥子》成功之后,终于鼓起勇气打算写一部自己的家史,写他的母亲、他的故乡,写他的出生的那个小院。可是因为抗日的战火,这部《小人物自述》没有写成,可是他老也放不下,于是后来便又把自己出生的小院写进了《四世同堂》。这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他日夜思念和眷恋的故乡北平正在日军的炮火下惨遭欺凌。在他去世的前五年,他又禁不住文字的诱惑,提笔重新写了这个小院。“它们是自自然然的生活在我的心里,永远那么新鲜清楚!一张旧画可以显着模糊,我这张画的颜色可是仿佛渗在我的血里,永不褪色。”

  两三岁以后,老舍能够走出小羊圈胡同5号院的小门,看到狭长的小院之外的世界。这最初的世界便是日后他笔下的小羊圈胡同。这条胡同在今天看,真算得上是一条顶小顶小的胡同。走在新街口北大街路东,过了护国寺街往北不到一百米就是胡同口。如果稍不留意,确实会错过。胡同口不足三块方砖,再往里走,需要向北再向东拐上好几道弯。

  如果依照电视剧《四世同堂》来寻找胡同,恐怕要大失所望。电视剧里的胡同只是仿照小说里的胡同格局重新搭的景,为了拍摄的需要,胡同无形扩大了若干倍。现实中的小羊圈胡同,要窄小得多。现在不仅两棵大槐树已经不复存在,连5 号门口与斜对面的平房都变成了两层小楼。曾经生活在这里的老北京人或老旗民的后代或许早已离开了此地,搬到五环甚或六环外住进了宽敞的楼房。现在的迁居已经远非永寿时那样多的限制,于是,留在这条胡同里居住的人便也来源越来越庞杂,私自改建增建的房屋越来越多。曾经的满族社区,或许只有在书本的记忆中尚存一缕波痕。

  出小杨家胡同向北,经过大杨家胡同、百花深处、新太平胡同和航空胡同这几条胡同,大约500米的距离,便是今天的正觉胡同。正觉胡同里有座正觉寺旧址,今天的门牌号是正觉胡同甲9 号。老舍6 岁那年第一次到这里,成了一名学生。老舍之能入私塾读书,与大善人刘寿绵的无偿资助不无关系。刘寿绵是舒家的远亲,出身宗室,家资殷富。但为人豪爽,乐善好施,经常周济像老舍家这样的穷困亲友。一天他无意间到舒家串门,看到在院子里玩的老舍,问明了老舍的情况后,当即向老舍母亲承诺带这孩子入私塾去读书,学钱与书籍都不用舒家承担。老舍多年以后在纪念这位慈善家的文章《宗月大师》里写道:

  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观里。庙不甚大,而充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这家开在正觉寺里的私塾是刘寿绵的学弟刘厚之先生创办的,后来起名为北京私立慈幼学校。根据老舍的叙述,正觉寺在清末已经成了道观。这里从什么时候由佛寺变成道观,又成为私立慈幼学校,其中的历史细节已不得而知,但是老舍对这里一定刻骨铭心。因为刘大叔的资助他能走上念书识字的道路,从这里他便与其他普通下层旗人家庭的孩子产生了本质的区别。刘大叔是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人,在他人生的成长岁月中,后来出家变成宗月大师的刘寿绵对老舍的性格养成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使他终生不忘。

  正觉寺曾经被开发成了北京胡同中四合院式精品酒店,更名为觉品酒店,不过近两年又恢复成民居。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总之这座古寺至今尚存,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整座寺庙的大致格局,尽管物是人非、沧海桑田。老舍在这里读了四年私塾,这是他生平中值得记录的一笔。在这里,他从舒庆春向舒舍予迈出了第一步。

  老舍走出小羊圈胡同,遇到的第一个地方是护国寺。作为北京八大寺庙的护国寺既是北京的名刹,又是百姓心目中最有感情的寺庙。从清初这里就形成了热闹非凡的庙会,场面与东面的隆福寺庙会齐名。老舍对护国寺如此熟悉,以至于在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中就迫不及待地安排笔下的王德跑到护国寺消遣。护国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开始衰败,护国寺的庙会所吸引的也多为底层的城市贫民阶层,以致老舍在写《离婚》时把老李和马少奶奶相遇的地点选在了隆福寺而没有安排在护国寺,确实是有原因的。只不过,京城名刹的东西两庙最终都没逃过衰落的命运,一场火劫分别使两座寺庙灭亡殆尽。

  在老舍整个童年至青少年阶段,最经常去的还有大钟寺一带。老舍母亲马氏的娘家在大钟寺附近,老舍幼年经常随母亲到姥姥家去。母子俩去一趟姥姥家要走不短的路。他们没钱雇马车,只能步行。这一趟路大约要花上一个时辰。舒家的墓地也在这一带。蓟门烟树附近黄亭子曾是舒家的祖坟。1900年8月永寿牺牲后,家人将他埋葬在新买的一小块坟地中,没有归到黄亭子的舒家老坟里。永寿的坟里没有尸骨,只是衣冠冢。埋葬着他的生辰八字牌、一副裤脚带和一双补袜子。

  1942年老舍母亲病逝后,也埋葬在此地。1949年老舍从美国回国后,专程来此给父母上坟。舒家这个新墓地也有看坟人,姓侯。老舍将这位看坟人的父亲侯长山改头换面写进了《四世同堂》,变成了祁家的至交常二爷。

  舒乙先生对老舍先生做过这样的评价,老舍先生曾到过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但是他唯独喜欢的是北京。他最喜欢北京的两个地方,一个是积水潭,一个是景山前街。老舍认为这两个地方是北京城最美的地方。积水潭离小羊圈胡同不远,出门向北走二里地就到了。

  在老北京话里,积水潭的潭字应读一声,摊的音。这或许是今天许多人所不知道的。与今天的积水潭不同,过去的积水潭充满了野趣。老舍先生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坐在积水潭畔的石头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者苇叶上的嫩蜻蜓。他自己在散文《想北平》里说,“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所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

  老舍的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后来的《赵子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甚至最后一部小说《正红旗下》等书中,老舍都写过不同的积水潭景象。

  1913年初,14岁的舒庆春从南草厂第十三小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市立第三中学,即今天的北京三中。

  北京三中的前身是清雍正二年(1724年)建立的专收八旗子弟的右翼宗学,当时坐落在西单小石虎胡同。曹雪芹曾在右翼宗学供职十年。这里曾经是明末著名辽东将领祖大寿的住宅。祖大寿原为袁崇焕副将,后降清。他在京师祖家街的宅邸里住了12 年,直至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病故。

  少年舒庆春在市立三中成立的第二年考入,当时被分在一年级第四班,在这里他又见到了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的同学和幼年的好友罗常培。他们的教室在全校最后一进院落的三间西屋。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优越的学习环境。少年舒庆春在升入中学后给自己取了一个字,名为醒痴。他的演说才能逐渐在此显露出来。据云演说时观者众多,他思路清晰,口才极佳,获得不俗的反响,一度成为新生中的佼佼者。可惜好景不长,此时老舍家中已经无力再支付高额的学费,第一学期结束后他只能无奈地选择退学。这时的刘寿绵大叔家境已开始败落,少年舒庆春无法再开口请刘大叔帮忙了。

  1995年,北京三中将老舍曾经上过课的那间教室开辟为老舍纪念室,由老舍夫人胡絜青女士亲自题写了匾额并出席了剪彩仪式。展室内陈列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和《老舍文集》、生前书信,详细地介绍了老舍曲折传奇的生平。这个老舍停留了仅仅半年的地方,到如今依旧有许多人来纪念与缅怀他。三中并未因短暂的停留而将他遗忘。

  从三中辍学的舒庆春很快陷入了两难。亲友一致建议他去学门手艺,当做今后谋生的手段。作为这种破落旗人家庭的男丁理应如此,支持一家老小的生计是头等大事,不能总是拖累母亲和大哥。好在他自己比较完整地受过小学教育,识文断字,是舒家第一个上过学的孩子,这已经比其他一些旗人家庭的同龄人优越了许多。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舒庆春看到了1913年春北京《晨报》上登出的一则北京师范学校招生信息。最打动他的是师范学校一切都是免费的,学费、课本、食宿、服装、工作岗位统统都由国家承包。于是瞒着家人,偷偷地报了名。虽然录取率仅有5%,但舒庆春以良好的国文根底考进了学校。

  1913年7月,老舍进入丰盛胡同13号的北京师范学校读书,分在本科第一部第四班。老舍在校时,学校的校长先后有四位,夏锡祺、张渲、方还与陆鋆。前二人任职时间过短,主要是以后二人为主。他们都是大教育家,爱学生如亲子。老舍受他们影响很大。特别是方还。他的好友罗常培先生后来曾经回忆说:自他转入北京师范学校后,他的光芒渐渐放射出来了。宣讲所里常常见他演说,辩论会中十回有九回优胜。再加上文学擅长,各种学科都好,一跃就成了校长方还最得意的弟子。

  在北京师范学校的五年时间,使老舍获得了全面的文体素质培养,在1914年5月的北京教育运动会上,老舍获得了徒手操、球杆体操团体第一名,枪操第二名的成绩。在课余时间,老舍还参加了学校的军乐队和排演讽刺话剧《袁大总统》,在师生之间绝对是一个活跃分子和学生骨干。

  1915年11月印行的《北京师范学校一览》手册中,关于老舍读书时的学籍资料曾有如下叙述:舒庆春,字醒痴,十六岁,京兆宛平人,通讯处:小羊圈。这里我们第一次知道老舍在师范学校曾为自己取过“醒痴”的字。这两字或许证明少年舒庆春内心的士人精神的觉醒与萌发,既有写实成分,又有点模仿曹雪芹夫子自道的况味。不过,这个醒痴之字并未使用太久。几年之后,老舍便将自己的字改为了“舍予”,并成为终其一生的人生准则。

  1918年9月15日的《京师教育报》第五卷第九号上登载了一条京师学务局发布的委任令:兹派舒庆春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此令。京师学务局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教育局,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便是今天的方家胡同小学。该校始建于1906年,位于东城区安定门内方家胡同17号。其前身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是当时清末京城为数不多的官办新式小学堂之一。正因为此,北京师范学校成立的目的就是培养和输送大批小学师资以满足当时北京的小学教育。老舍以优异的成绩被分配到方家胡同小学担任校长,这也是该校的第三任校长,老舍时年19岁。

  老舍第一次离开西城范围,踏入了东城的土地。老舍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了母亲说: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当初老舍被北京师范学校录取时,需要交纳十元的保证金,这十元钱是他母亲东拼西凑借来的。五年之后,苦尽甘来,家中的贫困状况终于得到一丝缓解。1918年是辛亥革命之后北京物价最高的一个年份,特别在上半年老舍毕业之前,家中生计十分堪忧。母亲的境遇当是怎样艰难。她的一串串眼泪中包含了太多的情绪。

  缸瓦市教堂为英国伦敦会于1863年所建。英国伦敦会是近代最早到中国,也是最早到北京传教的西方宣教团体。教堂位于今天的西四南大街57号,西四丁字路口往南不足300米。尽管从传统驻防分布范围来说,缸瓦市教堂属于镶红旗,不过只偏离原正红旗辖区一点点,距老舍出生地的小羊圈胡同非常近。

  如果从小羊圈出发步行至缸瓦市教堂,大约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青年老舍此前或许多次经过缸瓦市教堂,都未曾与之发生关联,直到1922 年夏天的特殊机缘,他才第一次踏入缸瓦市教堂。

  最初,老舍在铭贤小学中负责教务兼修身与音乐课。在教学工作之外,他还参加了教堂附设的英文夜校补习英文。在师范学校读书时,英文曾是老舍不感兴趣的学科,成绩一般。但此时老舍感到需要全方位地武装自己,丰富学养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他的两位满族朋友舒又谦和赵希孟这时都在基督教青年会担任干事,经他们介绍,青年老舍报名参加了缸瓦市基督教堂举办的英文夜校。在夜校学习的这段时期内,他结识了夜校的主持人,也是教堂的负责人宝乐山。不久,又加入了宝乐山组织的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宝乐山,北京蒙八旗旗民。1921年由伦敦大学神学院毕业回到北京,主持缸瓦市基督教堂教务。

  在与宝乐山长期的接触中,老舍与之逐渐成为好友,并且受到宝乐山的感召,在1922年夏受洗加入了基督教,成为一名基督徒。加入基督教之后的青年老舍,先向京师学务局递交辞呈,辞去了优厚的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的工作。其后又补了好友罗常培的空缺,应聘至天津南开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兼班级辅导员,为期半年。于是自1922年9月至1923年2月期间,老舍的足迹短期离开了北京。

  1923年初回京,当年夏天,罗常培在京师第一中学代理校长,特邀请老舍前来任教。老舍到北京一中后,教授国文、音乐与修身等课程。老舍先生教国文,不是硬邦邦地囿于一篇古文而字斟句酌,有一次,老舍先生教授诸葛亮的《出师表》,把文章讲透之后,又谈起京剧里的诸葛亮来。如此讲课,使学生们大开眼界,直呼“先生真神人也”!

  1923年初,老舍由天津南开中学回到北京后继续在教会服务。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英籍教授易文思(Robert Kenneth Evans)。易文思教授既是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同时也是伦敦会派往北京教会服务的一名传教士。在他的帮助下,老舍得以在此时期业余时间进入燕京大学旁听英文。

  燕京大学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成立于1919 年,本来是由华北地区的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包括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分别由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美国女公会、公理会、英国伦敦会等合办,初期名为“北京大学”,司徒雷登担任校长。起初该校校址在崇文门以东的盔甲厂胡同,1926年迁入北京西郊新址,即今天北京大学所在地。因此,老舍最初到燕大学习英文应该是在崇文门的盔甲厂校址内。

  易文思作为基督教伦敦会的传教士在日常触中对老舍印象很好,再加上宝广林与许地山的热情推介,易文思认定老舍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的合适人选。于是在1924年上半年,伦敦会终于决定派遣青年老舍前往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任期为5年。

  近年来,有学者通过检索原始资料发现老舍到燕京大学学习英文绝非旁听这么简单。资料显示,老舍1923年进入燕京大学学习英文的身份是正式学生,并不是旁听生。他在燕大的学费由文学院基金支付,时间是从1923年9月开始,为期一年。因此,老舍到燕大学习英文应是伦敦会有意安排的,就是为一年后老舍远赴英国伦敦大学任教做准备。这样一来,老舍的身份更像是教会派往燕大的委培生。进而我们可以推断,老舍在更早时就已被确定为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候选人。尽管老舍1922年春在缸瓦市教堂附设的英文夜校学习过英文,但要担任教英国人说中文的外教仍显不足,因此教会后来才决定出资送老舍进入燕京大学系统补习英文。1924年9月,老舍抵达伦敦,开启留洋生涯。

  1930年老舍从伦敦回国后,经过好友罗常培、董鲁安和白涤洲的介绍,结识了在北师大读书的胡絜青。二人彼此都很满意,很快书信往来,几乎每天一封,情书累积达到了两三百封。两人于1931年4月4日举行订婚仪式,同时商定当年7月28日正式结婚。地点定在了西单报子街的聚贤堂饭庄。婚礼当天,宾朋满座,主要是舒胡两家的至亲好友,伴娘请的是胡絜青的同学李秀芳,伴郎是萧伯青。胡絜青借用同学租来的婚纱,配老舍一身夏季浅色西装,二人在聚贤堂大厅拍摄了一张西式结婚照。典礼中最重要的仪式是宣读老舍亲自手写的婚书。典礼之后,盛宴宾客。聚贤堂饭庄尽管早已被拆毁,但这里既是老舍与胡絜青二人爱情的见证,同时也成为老舍在北京城一个重要的历史足迹。

  1936年秋,老舍离开北平之后,再也无缘回到故乡,直到13年后的1949年。再次回到故乡时,老舍已是50岁的年纪。1949年12月12日,老舍由天津抵达北京。当晚,他住进了事先为他安排好的北京饭店的一个标准单人间。这一住就是四个月。北京饭店第一次留下了老舍回到新北京后的足迹。

  在老舍的青少年时期,北京饭店是北京地区非常有名的高档酒店。1900年庚子事变后,两个法国人在东交民巷外国兵营东面开了一家小酒馆,并于第二年搬到兵营北面,正式挂上“北京店”(Peking Hotel)的招牌。1903 年,饭店迁至东长安街王府井南口,即饭店现址。

  1907年,中法实业银行接管北京饭店,并改为有限公司,法国人经营时期是北京饭店的最初辉煌期,从建筑风格到内部设施都标志着饭店成为京城首屈一指的高级饭店。随着抗战胜利,北京饭店由北平政府接收管理,一度成为专门接待美军的高级招待所。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北京饭店收归国有,隶属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并且成为新中国国务活动和外事接待的重要场所,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

  早在老舍滞留香港期间,周恩来已经为老舍归国做好了准备,提前为他在北京饭店预留了一个标准单人间。12月12日,好友楼适夷亲自到火车站迎接老舍,并将他安排住进北京饭店。13日,阳翰笙陪同周恩来前来北京饭店拜访老舍。这次会面,对老舍此后的生活与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那段时间里,人们经常会见到一位洋派十足的中年人拄着拐杖,缓慢地出入于北京饭店。饭店里的固定套餐吃久了,老舍总是想尝一尝老北京传统吃食,比如烧饼果子。离北京饭店最近的早点铺就在东单路口。从北京饭店走到东单牌楼,普通人也就三五分钟,而患腿病的老舍,需要拄拐走上个大半天,然而一想到马上能一饱口福还是乐在其中。北京饭店内的客房也成了老舍的社交沙龙,不少故雨新知、媒体记者、演员和艺人登门拜访。一月下旬,相声艺人孙玉奎、侯一尘与侯宝林特地来拜访老舍,盛情邀请老舍先生为相声艺人多编写新的相声段子,以适应新社会的观众。老舍欣然同意,他觉得自己在抗战时期编写大量通俗文艺的经验可以继续发扬了,并一口气改编了《报菜名》《地理图》等好几段传统段子,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1950年2月16日,是农历除夕,当晚老舍到发小罗常培家一起守岁。第二天,又独自踱回北京饭店。这是虎年的头一天,目睹窗外熙熙攘攘的长安街,老舍心想,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老舍在北京的故居有好几处,最重要的有两处。其一是前文提及的小杨家胡同8号。他在这里出生并且度过了贫寒的童年时光。另一处是灯市口西街的丰富胡同19号。这是老舍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居住直至离世的地方,也被称作丹柿小院,因其内有两株老舍夫妇亲手栽种的柿树而得名。我们现在所说的老舍故居一般都指的是这里。

  故居所在的丰富胡同是一条很窄的胡同,全长不过180米,最宽处大约两米。北京胡同的尺度与住户门庭的宏富似乎永远存在着一种顺势关系。丰富胡同里十几户人家几乎全是小门小户,19号的老舍故居位于胡同南端第一家,小门楼加黑漆窄门,典型的北京平民住宅的门户。其实若将两扇黑色小门关上,再将墙上老舍纪念馆的牌匾取下,任谁也猜不出这里曾是享誉四海的作家老舍的故居,因为它实在和北京旧城中的普通民居无异。

  1949年底老舍由美国回到北京,由于暂无居所,便住进了北京饭店。根据惯例,上级原本将老舍安排到作协的机关宿舍楼居住。老舍好静,对写作环境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于是主动向周恩来提出申请,希望自己出资购买一处小院子。周恩来十分理解老舍,欣然同意。于是老舍便用一百匹白布的价格购置了这所40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由此,老舍也成了新中国作家中自主购房的第一人,随后带动一批作家的购房潮流。

  严格说来,老舍故居只是一个三合院。四合院是院中东西南北四面都有房间合起来围成的一个院子。三合院则是东西北三面有房间,南面由一面墙代替原有的南房,比四合院少了一个朝向的房间。有时也把三合院称为三合房,以示低下。因此三合院只是四合院的一种低端户型。笼统地说算是四合院,但严格说并不是标准的四合院。

  家对老舍先生来说,一直是种奢侈品。他颠沛流离了大半辈子,都不曾有过自己的家。老舍既出身于城市平民阶层,身上又带有典型的平民本色,连居住的梦想都是自给自足平民式的小户型。所以丹柿小院是他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里程碑,他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安定的家,尽管它并不大。老舍一生热情好客,把友情看得无比贵重。丹柿小院也是他招待亲朋好友的地方。上至国家总理、前朝皇帝,下到送报纸或牛奶的工人、街坊邻里都是这里的座上宾。老舍故居被戏称为整条胡同的“大客厅”,人们都因老舍慷慨热忱,毫无架子而喜欢走进丹柿小院。

  丹柿小院虽然体量不大,但这恰是北京普通民居最适宜的生活尺度,其中蕴含着北京人的生存智慧与居住文化。

  老舍购房的执念除了追求安静的写作环境以外,或许还跟老北京人喜欢住平房与四合院有关。只需要稍微梳理一下老舍前半生的居住线索就会发现,除了早年在北京生活之外,他青年到英国伦敦大学任教期间,住的是公寓楼。上世纪三十年代回国后在济南四年,租住的是南新街58号的一处平房。1934年-1937年住在青岛,住的仍是楼房。抗战爆发后南下武汉与重庆各地,居住的也多半是楼房。1946年-1949年旅美期间住的还是公寓楼。因此,在1949年回国之前,老舍就向友人透露过回国后购置一处小房的意愿。这或许正是老舍始终追求的居住梦想。这其中蕴含着北京人世代养成的深厚的居住习惯与偏好。

  在首都剧场的演出大厅门口,赫然矗立着三尊铜雕,其中第一尊就是老舍。老舍与北京人艺有着难以分割的亲密关系。

  1949年之后的老舍,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主动改换身份,从一名优秀的小说家转变为剧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六年间,轮流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少年儿童剧院、中国实验话剧院、中国京剧院、北京曲剧团等单位写作了三十多部剧本,这些剧院中,老舍贡献最多的当属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从1950年到1959年,北京人艺一共上演了老舍的六部话剧作品,分别是《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茶馆》《红大院》《女店员》。另外由人艺改编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的话剧作品也在首都剧场上演,老舍成为北京人艺发展历史上前十年中贡献剧本最多的剧作家。

  北京人艺组建的过程中经历过一次新老更迭。新中国成立之初老人艺本来在史家胡同内办公,距离老舍家并不太远,1953年组成新人艺,迁到了今天的首都剧场,老舍的家在灯市口,距离北京人艺和首都剧场极近,他经常步行到剧院和演员交流,演员也经常会到老舍家请教问题。老舍创作话剧剧本的一大特点是喜欢自己朗读剧本。因为老舍的嗓音很好,是漂亮的男低音,每次他到剧院朗读剧本,演员们都争先恐后地来旁听,大家认为听老舍读剧本是非常享受的事情。他们既要学习老舍的吐字、音调,还会在老舍朗诵中学习他做出的一些肢体动作,这些都是作家塑造人物最直观的表达,为演员们在舞台上二次创作提供了极大的启示和帮助。可以说,老舍的剧本朗读,成了演员们不可缺少的必修课。在每年节庆,剧院总会邀请老舍前来参加茶话会及各种类型的庆祝活动。每逢此时,老舍经常表演京戏、讲笑话等小节目,博得演员和剧院领导拍手称道,一致认为老舍的节目是剧院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层近乎亲人的关系,双方的合作才能屡屡创造出舞台上的奇迹。《龙须沟》和《茶馆》早已成为剧院的保留剧目,至今仍久演不衰。《龙须沟》是北京人艺组建以来的第一部戏,一炮打响,奠定了人艺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2016 年重排此剧,再一次取得了极佳的反响,当年票房突破了300万。《茶馆》更是中国现代线 年首演以来,至今已演出超过700多场,成为剧院历史上演出次数最多的剧目。老舍与北京人艺是互相成就、互为因果的关系。北京人艺成为老舍晚年华丽转身的有力见证,老舍也为北京人艺半个多世纪的辉煌添加了一块坚固的基石。

  龙须沟本是京城南部一条水道,它源自虎坊桥,经天桥、金鱼池、红桥复南折至永定门外护城河,横贯北京外城的东南部。随着城市发展,城市排洪功能增强,居住周围居民增加,居民生活垃圾丢弃河中,要经常疏浚。而民国时期,政府疏于管理,龙须沟逐渐变成了一条污水沟。当时,全国各地逃荒逃难的穷人很多都聚居于此,两岸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散发着恶臭。

  1949 年以后,老舍为了能更好地发挥文学艺术的宣传教育功能,于是开始话剧写作。读小说需要识字率,看戏则不需要,因此他从新中国成立伊始便开始了作家的第二个身份转变——从小说家变成了剧作家。

  《龙须沟》是老舍回到北京的第二部戏。1950 年夏,老舍受命描写一部反映北京南城龙须沟地区修沟筑路事件的话剧。在今天看来,这是一项极其普通的市政工程,不过在1950 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份,则具有典型的新闻话题。

  从北京地理范围来看,龙须沟属于天桥周边地区。在今天天桥路口东南方还有一大片地方叫做东市场社区,这是清末至民国时期北京天桥市场范围内东市场的故地。东市场的东北方不远处就是历史上的龙须沟。老舍对天桥一带极其熟悉,从青年时期就经常逛天桥。1949年从美国归国后,依然喜欢有空就到天桥市场逛一逛,除了能吃到最地道正宗的各种民间小吃外,老舍最大的爱好就是进戏园子听戏。天桥地区的戏园子极多,老舍曾一度热衷到万盛轩听新凤霞唱评戏。

  天桥外围的龙须沟就这样和老舍不期而遇了。老舍唯一的一次走访龙须沟没有带着笔记本随走随记,而只是和当地的居民聊家常,都是家长里短的琐事。这次走访之后,上级为了照顾老舍腿病行动不便,专门安排了一名年轻人代替老舍到龙须沟地区继续采集信息,回来后再向老舍汇报。令这个年轻人奇怪的是,每次采集之前老舍从来不会给自己交代十分具体的采访任务或者设计采访大纲,因此每次的汇报也都是琐碎而毫无系统的零星碎片。每当此时,老舍总是会心地点点头,不再多说什么。

  大约一个月以后,老舍便拿出了三幕六场的《龙须沟》剧本。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之后引发了巨大的轰动,成为1951 年北京地区最热门的文化事件,《龙须沟》也因此奠定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并且和老舍保持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周恩来十分感谢老舍,他认为老舍的一部话剧胜过千万篇社论文章的宣教作用,一下子就让老百姓明白了新政府是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好政府。北京市政府为此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老舍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获得此项荣誉最早的一位作家。尽管老舍宣称《龙须沟》是他二十多年写作生涯中的一次冒险,因为并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准备和酝酿。但是老舍以他对北京人性格与生活的了解和熟悉,促成了这部剧作的完成。龙须沟见证了老舍的市民本色,话剧《龙须沟》验证了老舍的书写北京人和北京城的功底。

  无论作为地名,还是景点,如今,当人们谈及太平湖时,多会下意识地想到老舍,在文学与大众生活渐行渐远的时代,老舍将文学用另一种方式延续至今。

  太平湖因老舍的长眠而有了文学的宿命。老舍生命的最后一天,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悬案,究竟是什么原因将他推向死亡,几十年里各方说法不一,似乎都对,却又都无法令人完全信服,没有人知道老舍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内心有过怎样的挣扎,以他一生为人处世的方式,死亡不会是冲动的决定。只有太平湖见证了老舍先生最后的时光,而太平湖只折射星辰,不语万物。

  无法同意老舍先生是被大时代推向末路,可能,当他选择一个人在太平湖边坐一天,最后纵身一跃,不留只言片语,更多的是一种对人性的绝望,或许这里也夹杂着悔恨、不甘、屈辱,但绝望一定是所有情绪中最大的部分。死亡并不会让人变得伟大与清白,但死亡会洗涤罪恶,无论他是否真的认同那些将他推向深渊的罪名,他都用自己的血还清了,而那些屈辱,他也用自己的血赢回了尊严。

  他没有像很多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用狡黠在乱世中求一条活路,即使那是可以被很多人理解甚至原谅的一种生存方式,我相信如果他愿意,他是有这种智慧的。在他前半生,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时期,他在政党权贵之间游走,在代表不同文学风潮的期刊中发文,闪转腾挪,总能乱中取静,偏安一隅,正因为如此,他的赴死才更加难以令人释怀。

  老舍先生的作品中不乏死亡,投水自尽也有体现,如果以此倒推用同一种方式结束生命的小说人物,这些多是善良的、委屈的、无力的人,触碰死亡开关的,则多与尊严相关,这也许映衬了老舍最后的心绪。

  太平湖在老舍去世五年后,因城建需要被填平,又在三十九年后移址重建。如今,新生的太平湖是标准的城市景观,也因为迁址而少了些许悲壮色彩,这些具体的景色已与老舍无关,只有它的名字,仍和老舍紧紧关联在一起,这是老舍文学遗产中,最特别的一笔。关于老舍一生的悬案,太平湖是唯一知情者,诺贝尔奖的传闻已被证实是子虚乌有的臆想,而他被公认的,集一生大成之作——《正红旗下》,是被太平湖割裂的。北京作家王朔曾在杂文《我看老舍》中有过类似描述,那写的是他的家事,他从一下笔就倾注了感情。这部未竟之作《正红旗下》,算是当代文学的一个损失,同时,也让老舍研究失去了一把密匙。老舍写过一些为赚稿费而速成的作品,也写过一些以宣传为目的的文章,但在《正红旗下》这部小说的写作计划中,他的每一个字都会是发自内心的,即使伤心,也会捧出自己。那是小说家反观自己的过程。

  老舍坐在太平湖边,一定会想跟自己作品有关的事。或许会有,自己对《猫城记》的否定真的发自内心吗?或许会有,不署名的翻译是否真的是不满意?但肯定会有,《正红旗下》就这样断了值得吗?当然,他用行动给出了答案,有比《正红旗下》更重要的事,重要到以死相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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