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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衰世命运已经结束 但社会分化和权力私有化也相当突出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06-11

  即使再不敏感的心灵都能感知到时代的律动。在2010年,“发展方式的转变”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传统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所导致的各种失衡、弊端、矛盾,多年累积后,正难以抑制地冒出来,暴出来。由于矛盾爆发的常态化,导致怀疑主义流行,而且不断被互联网加强。保守的官员们并不怕事(因为这些事情早已潜伏着),却异乎寻常地怕出事,怕被曝光。他们被动的躲闪和对信息流动的压抑,导致怀疑更加流行,而“怀疑”本身则不被怀疑。

  如果把科学发展观和传统发展观当作“两个世界”的话,借用俄罗斯文学家赫尔岑的话,生当两个世界的交替之际,对于有思想的人们说来生活就格外艰辛和困难。现实中,很多人依然把陈旧的东西奉为至宝,“新的信念包罗万象而又宏伟,但犹未开花结果;嫩叶和蓓蕾预兆着壮实的花朵,然而这些花朵却含苞未放”。

  没有对问题的怀疑,时代不会演进。然而,无论怎样怀疑和反思,都不应该把“时代的问题”看作“问题的时代”。

  何谓大时代?大时代的标志就是能创造出大的奇迹和气象。即使奇迹也伴生着问题,但奇迹本身就证明了,这个时代有着内生性的强大动能和不竭动力,纵使是在夹缝中浴血奔突,在压力下挣扎求存,在转型中扭曲成长,但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传奇。比之高楼之林立,普通中国人精神生命力的成长与迸射,他们谱写的一幕幕可赞可叹的活剧,才是这个时代最可珍惜的财富。

  想到大时代的命题,常常又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龚自珍(1792~1841),在他生活的年代,曾经在无比绝望悲哀之时,写下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的篇章。那真是一个无趣的时代,连鸡鸣狗盗之徒的手法都毫无可观之处。

  但是,仔细去想,一个时代何以变成“才难时代”(找不到有才能、有创造力的人),其实与晚清经济的衰退是分不开的。彼时,中国的人口急剧膨胀,人均耕地大幅下降,人均所得呈现下降趋势;而在外贸中,鸦片流入,白银外流,通货不足,内需日匮。经济不行了,民生凋敝了,国运就颓败了。

  反观中国今日,人均所得和对外贸易的形势不断向上,财富涌流的背后是才能的发挥,这是一个大时代的真正基础。

  龚自珍的“才难”之说见于他的“三世说”,即“治世、乱世、衰世”之说。“才难”见于“衰世”。

  “三世说”,最早出自《春秋公羊传》,何休注《春秋公羊传》时把春秋242年的历史,归纳为“所传闻”的“据乱世”、“所闻”的“升平世”,和“所见”的“太平世”。

  在清末康有为那里,升平就是小康之治,正如《礼记》中所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是谓小康。”何谓太平之世?康有为引《礼运》中的《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予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天下为家”的小康之治(升平)与“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太平)本质的区别在哪里?前者是“家天下”,只爱一姓之私,只为自己出力,权力世袭,社会靠各种规范维持;后者是权力由贤能者拥有,服务众人,与“百姓”分享。前者是夏商周,后者是尧舜禹。

  如果机械地使用“三世说”以观今日中国,则中国的“衰世”命运已经结束了,正在“升平之世”、“小康之世”。“为私为家”的动力造就了蓬勃活力,但社会分化加剧、矛盾凸显,权力私有化乃至世袭化的现象也相当突出。如能转变传统思维、深化改革,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宪政、民主与法治,建设体现三公原则的市场经济,则中国有望从“升平小康”之治世,走向“大同太平”之盛世,中华民族的复兴终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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